[77]其次，基本权的规范外部效力(Normexterne Wirkungder Grundrechte)，即通过直接诉诸基本权规范而获致公民的公法请求权。

具体而言： （1）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制度。应当建立奖惩制度，奖励形式应当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举，通过加大物质奖励的程度，弥补办案补贴的不足。

在区县两级行政区划内设立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法律援助案件的代理工作。应该说，对经济困难这一适用条件的规定，采取授权性规定更可取，不仅赋权于各地政府，也便于区别对待。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强制性地要求每名律师每年要缴纳267加元的法律援助金。《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1）法律援助人员的准入机制。

地方财政拨款力度不断加大，全国已有91.7%的地方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1个省（区、市）建立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资金，2012年各级地方财政共投入法律援助经费9.2亿余元，是2002年的12倍。根据法律援助的常涉纠纷案件类别、律师办案专长，培养擅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团队。另，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批复》中提及的‘已向购房业主告知且无异议的事实，被告该事实的认定系证据不足。

对于‘法定程序中的‘法，不能限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行政程序，也属于‘法定程序。但值得关注的是，于立深通过对348个行政程序典型案例分析后，补强了其中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宪法规定以及行政规定补充说。在最高法院公布的17个判例中，祝东勇诉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人民政府婚姻行政登记案是法院唯一以被告乡政府在婚姻登记程序上存在瑕疵，虽然影响对婚姻状况判断，但不足以推翻既已领取结婚证而产生的法律效力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例。这个观点是有新意的，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一是何谓主要程序或者是关键程序？若不能界定这两个概念，程序轻微违法仍然不知所云。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法规范上法院、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正三角结构，在现实中有时变形为偏正结构。最高法院《行诉解释》第96条将原告权利改为重要程序性权利，把实际影响改为实质损害，前者有收缩确认违法判决适用范围之嫌，后者有消除与《行诉解释》第1条第2款第10项实际影响之间紧张关系之意。

判例3. 陈刚诉句容市规划局、句容市城市管理局城建行政命令案。[28]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8期，第47-48页。（三）未尽程序通知义务 判例1. 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因《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法院判决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25] 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于栖楚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迁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源艺装饰广告部诉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因被诉行政行为是事实行为，故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上诉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寿光市政府应当组织听证。[36]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第39-45页。

[22] 陈振宇，见前注[19]，第32页。[23]之所以作这样的调整，是因为基于下列两点理由：其一，2009年之后，最高法院发布判例从原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扩大到了指导案例等多种方式，拓宽同一主体判例研究样本的范围，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准确性的程度。

如在施桂英诉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措施案中，法院确认强制搬迁违法的主要理由是，实施强制搬迁时，执行人未通知被执行人到场。在确认违法判决之下，当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之后，因其法效力没有被消灭，行政相对人仍然必须服从之。

但在逻辑上，本文提出的上述问题是可能存在的。[18]陈振宇在考察了自2015年以来497个判例之后发现，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是，（1）超期作出行政行为。[20]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究竟如何认定，焦明君、鲁昌松认为，这里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法》（2014）第70条违反法定程序之下，法院需要把握好撤销判决与确认无效判决之间的某种边界，并通过判例发展出一些适用标准，以减少两种判决方式选择上的任意性。[20] 《行政诉讼法》（2014）第70条第2款第1项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2.确认违法与受害人行政赔偿请求权的实效性保护。

而规范给付行政行为的程序则与之相反，且有关给付行政程序的法规范层级通常比较低，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占据的比例较高，行政机关程序裁量权也比较大，甚至有只问行政机关钱物是否已给付，而不太关注如何给付的程序结果主义取向，进一步淡化了行政程序在给付行政中的重要性。判例显示，对于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可依不同情形分别作出撤销判决（包括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在之前的13个判例中，法院适用违反法定程序一元标准，其程序违法情形是，未事先举行听证的2个，未事先告知陈述权、申辩权的2个，未尽程序通知义务的2个，未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的2个，另外5个分别是行政决定形式违法、违反正当程序、程序瑕疵和超期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7]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25]，第128-132页。

[14]2014年12月最高法院以第38号指导案例再次公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可以看作是最高法院对这一通说的进一步强化。不过，一种权威观点认为：程序轻微违法主要是指行政程序可以补正的一些情形，不影响实体决定的正确性，如告知送达不规范、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决定。

在《行政诉讼法》（2014）实施之后的4个判例中，有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情形的1个，未事先举行听证的1个，未事先告知陈述权、申辩权的1 个，非合议组成员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的1个。[8]2018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第1条第2款第10项保留了《若干解释》这一规定。但是，因本文上述结论（2）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据此预判，程序独立价值也将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在这样的立法目的引领之下，行政程序保护对象不同，将直接影响程序违法的认定。

最高法院在《行诉解释》中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时，它是包括原告义务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法院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受到《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的限制，[47]但最高法院《行诉解释》（2018）第90条第2款却把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毫无例外地排除在《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的限制适用之外，这样的规定可能难以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本案中，在施桂英未被通知到场的情况下，难说其人身权、财产权因强制搬迁有什么法定损害。法院认为：金堂工商局没收黄泽富等三人32台电脑主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属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对黄泽富等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金堂工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被处罚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也就是说，这6个判例因程序违法本应该判决撤销，只是因为其他法定原因等才改为判决确认违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议组成员艾龙变更为冯学良后又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已经构成对法定程序的严重违反，不受行政相对人主观认知的影响，也不因行政相对人不持异议而改变。

此等情形悖离依法行政的宗旨，减损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主体的信任。本要件中，程序轻微违法仅限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那么，若对原告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是否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呢？查阅迄今为止公开的有关行政诉讼立法资料，我们未见立法机关就这个问题所作出的解释。[49]应该说，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角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法院认为：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办法，在书面审查办法不足以保护行政相对人（包括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时，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

对于本条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适用本项的前提条件有两个，即程序轻微违法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而被告既未依此原则处理，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

由此，该行政争议可以彻底争议。[34]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见前注[30]，第204-208页。

（3）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法院认为：且责令限期拆迁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决定，应当经法定程序并以书面形式作出，相关决定还应依法送达被拆迁人。